《中国1927》穿透历史：谁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在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1927年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重要年份，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改写了整个中国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到1927年，很多人会想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会怎样等一个个大大的问号下，不少人观望甚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悲观失望。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是谁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近日，曾先后拍摄制作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伟大的贡献》、《红军不怕远征难》、《你从井冈山走来》等纪录片精品力作的北京卫视金牌栏目《档案》团队，再次用六集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穿越历史迷雾，通过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南京、南昌六座城市坐标，用血与火的历史真实击碎历史虚无主义的谎言，让新时代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到：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穿越悲痛、恐怖、绝望等重重黑暗，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逐步成熟中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国民党反动派叛变让中国革命面临严峻考验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起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强大合力，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宗旨与所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注定了国共合作不会是一帆风顺。尤其是随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去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终于暴露出其真面目，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一直心存警戒的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让本来形势很好的中国民主革命面临严峻考验。而汪精卫随后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更是让中国革命在血雨腥风中面临艰难选择。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乃至更多中国人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既有革命性，也有妥协性，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共产党，如果孙中山没有那么早去世，共产党也许可以通过一个长时期的合作改造国民党，但孙中山的去世让第一次国共合作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力量的争斗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更是裹挟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快速走向失败。《中国1927》充分展现了历史深处发生的一系列斗争，从第二集《暗涌》中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到第三集《突变》中的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蒋介石派人残酷杀害，再到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反共行径，残酷的现实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血淋淋的一课。仅仅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三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者就达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更是多达5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惨遭杀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大规模遭受残酷迫害的开始。在蒋介石的带动下，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开始大屠杀，仅七天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并发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并且，随着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也纷纷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927年4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在汉口秘密召集会议，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联合杨森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5月17日率部紧逼武昌附近，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突然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史称“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分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又一次大屠杀开始了，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第五集《余波》中，我们更看到，1927年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竟公然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孙中山尸骨未寒，他的三大政策就被号称他门徒的人抛弃，肃清共产党居然成为这个新生政权的第一目标。通过《中国1927》，更多人看到了国民党反对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腥屠杀和迫害，看到了中国革命在1927年陷入了怎样难以想象的低谷。
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叛变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第五集《余波》中的数据显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共产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这些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警示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引导和管理，警惕其背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历史，看清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从而更加珍惜新时代的今天所拥有的幸福和美好。
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性：陈独秀等一味妥协、投降把党推向灭亡境地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打击很大，但如果时任党的领导能有高度的政治清醒并积极采取果断、有力的应对举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不会在1927年遭受那么巨大的损失。《中国1927》通过翔实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巨大危害性，正是由于陈独秀等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一味妥协、投降，才一步步把党推向灭亡境地。如果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不堪设想。
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顽固坚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不仅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一味地向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第三集《突变》中，在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竟然指责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破坏统一战线”等。第四集《风暴》中，1927年4月初，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暴露反革命面目、汪精卫也正与蒋介石商讨“清共”事宜的情况下，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来进行所谓澄清谣传、表明态度，宣言不仅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等，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且掩盖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罪行。即使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党的五大上不仅撤销了毛泽东担任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一职，而且在代表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长达六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到了7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依然称：唯一的出路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并且，这次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仍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仍幻想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标志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主导下，党中央丧失了不少挽救党和革命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的反面教材。
其实，早在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在文章开头就强调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篇文章被作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可见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让人遗憾和痛心的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甚至打压毛泽东同志。《中国1927》在对比中，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远见卓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清敌友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
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合流：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看清这些力量的反共本质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壮大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影响的迅速扩大，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大资本家、北洋军阀，以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态度、立场都是坚决反对、仇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多个地方，国内外反动势力采取多种手段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空前浩劫。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同流合污，就是要彻底绞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是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看清反动力量的反共本质。
通过《中国1927》的历史回顾，我们再次看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看到了这些反动力量的反共本质。第一集《日暮》中，我们看到，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在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下，1927年4月6日6时，张作霖派宪兵、便衣侦探、警察共300多人突然包围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进入俄国远东银行，中东办事处等处进行搜查，抓捕60多人。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并且被诬陷加以叛国的罪名。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还有19名革命者，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这难道是巧合？绝对不是，是仇视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一致立场让反动力量同流合污。
很多观众还从第三集《突变》中第一次得知：获悉蒋介石已经开始敌视苏联、反共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突然转变。1月18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宣布：日本政府尊重保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对于中国内政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发表声明：美国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将尽早放弃中国的关税和治外法权。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表演说：英国愿意变更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外国租界的准独立地位。这是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他们注意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在帝国主义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他们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拉拢蒋介石，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帝国主义势力借口保护侨民公然提出“各国海军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国有90余艘兵舰在黄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内有两万多名外国陆军在每一条马路上布防……并召开军事会议，画好龙华、南市、闸北等华界的军事地图，运来了大批新式炸弹，做好了一切武装干涉的准备。获悉这些情况，急需得到英美列强支持的蒋介石一面私下派出亲信黄郛通过日本向英美释放善意，一面亲自在上海召开记者会进行解释。看到蒋介石的立场和态度，英美列强决定扶植这位当时的中国政治新秀作为新代理人，中外反动势力快速合流。
以买办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很快与蒋介石一拍即合。第四集《风暴》中，1927年3月，当国共分裂的阴云在上海的天空中越聚越密集时，尤其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面对工人阶级在上海的崛起，最先坐不住的正是这里的资本家们，由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有经济实力和名望的买办商人组成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组织了一场盛大集会，经过商量后公推了联合会三位主席之一的虞洽卿作为代表前去拜访蒋介石。1927年3月29日，蒋介石召见了以虞洽卿为首的29位上海商业界代表，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商人利益。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商人们开始积极为其筹款筹饷，很快为蒋介石筹得资金1500万元。上海买办资本家们为何如此支持蒋介石？就是因为他们很“恐共”，正如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所说：“吾人最怕之事，即共产。”这句话道出了其心声。
并且，在此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江浙财阀则保证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也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和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在共同的反共目标下，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反动力量纠集在一起。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成为了1927年4月初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被称为“孙中山之后新升起的太阳”。关于蒋介石的身份，杂志上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杂志这样描述了蒋介石：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特别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这句话，透露出美英势力对蒋介石的期许，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不少反动政客、文人也纷纷聚集到蒋介石身边。1927年4月18日10时，“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在曾经的江苏咨议局大楼举行，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出席典礼，名单耐人寻味。
当这么多国内外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再加上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局面就可想而知了。
共产党只能自己救自己：毛泽东站出来引领中国革命走向真正的胜利
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纷纷背叛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离中国越来越远了。而与此同时，从鲜血和失败中开始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勇敢地抗争，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先后举行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一步步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穿越悲痛、恐怖、绝望等重重黑暗，率领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建立新中国，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必须坚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经过血与火洗礼后的深刻认识。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32天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并进一步强调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马日事变后，他第一次在党内公开提出上山下湖：“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他又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更是着重提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后来被进一步总结为“枪杆子里出政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之时，当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之际，当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血雨腥风中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在第六集《惊雷》中展示了这些回答。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全歼守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几门大炮。虽然南昌起义部队打着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但毕竟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了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帮助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各路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秋收起义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是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号，并制作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占醴陵、浏阳等县城。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部队各路相继失利。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合，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而这时由于起义部队中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气息，一些本来就不服管束的官兵开始骚动，竟然有一个排长唆使一整排的人利用放哨的机会带着武器逃跑了，部队很快就只剩下不足1000人。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抵达宁冈县并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做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0月27日，毛泽东同志率部到达井冈山的中心地区茨坪，从此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伟大转折的开端。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武装起义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在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一幕幕的抗争，这一声声的惊雷，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动容。尤其是随着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留存下来的部队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这标志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了一次新的伟大起航。
《中国1927》六集的名字寓意深刻，《日暮》、《暗涌》、《突变》、《风暴》、《余波》、《惊雷》既揭示了当时的风云激荡，又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浴火重生，22年后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和1927年的涅槃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在经历过1927年的重大转折后其实就已经注定。正是在1927年的血雨腥风中，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深深明白了，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能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只能是共产党自己，并开启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毛泽东思想开始一步步形成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的党魂、军魂、国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牢记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是如何引领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真正的胜利，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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